去年12月55城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一线城市新房价格止跌******
1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022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城市个数有所增加，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或下降，一线城市同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下降。
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止跌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55个，比11月份增加4个；房价环比上涨城市15个，较11月增加1个。
各线城市表现看，去年12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0.2%转为持平；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上月相同。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去年12月最明显的变化是，一线城市连跌3个月后，已经有止跌现象。这也说明，随着疫情压力高峰期的过去，一线城市的楼市继续被看好。此类城市止跌，也有助于修复市场预期。
具体到各个城市，2022年12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涨幅前十的城市分别为：泉州、扬州、长沙、成都、上海、无锡、杭州、青岛、北京、宁波(九江、平顶山，新建商品住宅环比涨幅与宁波相同)。
其中，泉州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涨幅领跑，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7%；扬州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紧随其后，环比上涨0.6%；长沙及成都新房环比上涨0.5%。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55个新房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中，跌幅最大的十个城市分别是：呼和浩特、长春、惠州、昆明、天津、桂林、韶关、岳阳、唐山、郑州(沈阳、太原、石家庄，新建商品住宅环比降幅与郑州相同)。
从同比来看，去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53个，比11月增加2个。
今年1月5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决定建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3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根据2022年10月-12月份全国70城房价指数数据，70城中有35个城市符合下调的标准，其中二线城市有14个，包括长春、沈阳、太原、大连、哈尔滨、郑州、天津、石家庄、福州、南宁、贵阳、厦门、武汉、兰州；三线城市有21个，包括牡丹江、湛江、洛阳、岳阳、北海、秦皇岛、吉林、徐州、金华、济宁、常德、韶关、桂林、唐山、锦州、温州、宜昌、惠州、丹东、蚌埠、襄阳。
2022年12月，新房价格同比仍显示上涨的城市有16个，其中成都、杭州、北京、上海、长沙、银川、西安、济南、宁波、南昌同比涨幅前十。
63城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
二手房市场来看，市场总体降温的态势未得到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有63个，比上月增加1个。
从各线城市表现看，去年12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5%，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12月份，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的城市仅7城，分别是昆明、长沙、成都、徐州、宁波、贵阳、泸州。
其中，昆明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连续两个月涨幅第一；长沙、成都、徐州二手房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
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显示上涨的城市仅6城，分别是成都、北京、上海、昆明、南充、无锡。
其中，成都二手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1%，连续7个月涨幅第一；北京二手房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第二；上海涨幅2.6%排第三。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指出，虽然房价下降的城市数量在去年12月依然增多，但市场底部已逐步清晰，预计房价的稳定和上涨数量明显增长还需等待今年二季度。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是个改善需求入市的好年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去年12月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住房改善将是未来拉动内需的重点。预计一二线热点城市的复苏节奏会相对更快，目前一二线热点城市的政策工具箱还有较多工具未被使用，尤其是针对改善需求在首付及利率方面有很大的调整空间。结合房贷利率的整体优化，未来市场整体复苏依然非常可期。
国是访问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在何处？****** 文/李晓喻 今年以来，中国再次释放出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高水平对外开放，究竟将“高”在何处？哪些领域的开放措施值得期待？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综合研究室主任杨长湧近日接受了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国是直通车：您如何评价中国当前对外开放所处的阶段和水平？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长湧：中国对外开放经过40多年历程，已经迈向高水平阶段，这是与中国经济整体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在新形势下，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理解这种“高水平”可以概括为五个“更”。 ——更大范围。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在开放方面的差距仍比较大，开放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存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求推进更大范围开放，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的同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国际运输和物流大通道，让中西部内陆沿边地区更多、更快、更好地融入对外开放大局。 ——更宽领域。中国制造业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开放，但服务业开放程度仍相对不足。因此，要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推进开放，应当成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外，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也是拓宽开放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 ——更深层次。核心就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目前国际新一轮经贸规则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边境上”向“边境后”推进。在此情况下，作为开放大国，中国“边境上”开放程度已经较高，下一步开放的重点就不再是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是要顺应全球经贸规则演进趋势、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趋势，把着力点放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方面。 ——更加主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开放都处在“顺风顺水”的国际环境中。但随着逆全球化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开放需要更加主动，包括主动扩大“朋友圈”，主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主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演进趋势等。 ——更重安全。考虑到全球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越是开放越要统筹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 国是直通车：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何考虑和现实意义？ 杨长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尽管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但是从历史长周期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基于这个判断，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它的意义或者说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前逆全球化加剧的根源之一，是某些大国不去承担应尽的责任，而选择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高举开放旗帜，坚持合作共赢，以中国的新发展为全球提供新机遇，是给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强心针”，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新动力。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大报告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新格局绝非封闭的国内大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组成部分。 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重要作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仍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需要充分借鉴过去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宝贵经验，通过高水平开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将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力量。 国是直通车：制度型开放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带来哪些作用？ 杨长湧：现在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两个重要载体，一个是海南自贸港，另一个是自贸试验区。 海南自贸港通过推动贸易、投资、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由便利，以及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将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同时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金融、政府治理等方面也会加大试验力度，这些都将有助于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成为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优良场所。 另外，在制度型开放指引下，今后中国将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进内外贸易一体化，深入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这将为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同台竞技提供良好舞台。现有的一些自贸协定谈判也会加快进度。 国是直通车：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都是以开放促改革，有人认为当前形势下，中国更应该以改革促开放，您对此怎么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哪些领域的改革需要加速推进？ 杨长湧：中国的开放和改革一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下一步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确实需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制度环境来保障，而且随着开放从“边境上”深入到“边境后”，很多开放内容都涉及国内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也需要强有力的改革作为支撑。 同时也要看到，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性并没有削弱，这也是中国积极推进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原因。 关于下一步需要重点改革的领域，其实还是要紧紧扭住一个目标，就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这个目标之下，很多改革的方向就比较明确了，比如推动内外贸一些法律法规、监管体系和标准相衔接，推动实施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等。 国是直通车：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兼顾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杨长湧：我想应当是坚持问题导向。既要重视开放领域的一些传统安全问题，比如贸易摩擦、出口管制等，也要重视解决新形势下，特别是新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新安全问题，包括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要从过去的产业合作逐步转向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思路，通过国际合作以及一些机制安排，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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