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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型现代警务机制提升超大城市安全能级******

  2022年,上海警方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团伙26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500余名。 上海警方供图

  中新网上海1月10日电 (记者李姝徵)高水平的安全保障了国际化超大城市的繁华,也是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关键。来自第三方的调查显示,2022年度上海公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两项数据连续第10年实现“双提升”。

  2022年,上海公安机关以“一平台、三体系”新型现代警务机制为牵引,持续推进风险隐患清零、精准打击犯罪、便民政务服务等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推动城市安全向更高水平迈进,为上海在新征程上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保驾护航。

  主动除隐患,实现事前预防治理

  “老于,最近你店里有没有一个年轻人来卖电瓶车”“有有,你这里也有吗”“这么巧,我这里前几天也来过”……“平安商户联盟”微信群内这段聊天内容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该群内商户大多是电动自行车经销商。金山分局金山卫派出所当即组织警力对该情况开展循线排摸,成功侦破一起连环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

  上海警方全力优化便民服务模式,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的改革举措。 上海警方供图

  上海公安机关努力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依托“动态隐患清零”主动防范体系,积极打造特色品牌,通过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平安屋”及“平安商户联盟”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截至2022年底,已建成“平安屋”2100余个、组建“平安商户联盟”队伍270余支,日均参与值守群防群治力量1.2万余人,延伸了主动发现隐患的触角。

  闵行分局浦锦路派出所人民调解室内,两位纠纷当事人在民警、调解员和律师的帮助下握手言和,一起因长期漏水引起的邻里纠纷就此解决。

  上海警方在全市范围推广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纠纷调解模式,将矛盾最大限度化解在基层。 上海警方供图

  邻里、家庭等矛盾纠纷潜伏性较强,久而久之可能会引发治安甚至刑事案件。对此,上海公安机关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社区民警“平安建设的组织者”作用,积极发动辖区内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滚动排摸邻里、家庭等矛盾纠纷,力争做到及时主动发现。同时,在全市范围推广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纠纷调解模式,将矛盾最大限度化解在基层。2022年,共化解矛盾纠纷63万余起。

  武宁南路武定路路口,施工人员正在调整地面车道的标志标线,现场疏导交通的静安分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张稳对记者说道,“近期,我们通过对各重要路口车流的分析研判,重新调整相关路口的交通标志标线,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

  道路一旦发生拥堵极易引起交通事故和安全隐患,超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一直是全球性的难题。上海公安机关运用“易的PASS”等智能交通分析系统,实时分析比对大车流情况,不断优化调整道路交通标志标线。通过主动优化各大拥堵路段、路口的交通标志标线,有效缓解了道路通行状况,极大挤压了交通隐患滋生的空间。2022年,共优化调整各类交通标志标线780余处,全市交通事故同比下降31.2%。

  精准打犯罪,保障经济向稳向好

  “世界杯刚刚落下帷幕,在球迷享受精彩赛事的同时,我们对‘赌球’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了专项打击整治。”治安总队治安行动队副支队长薛文渊介绍,11月中旬以来,上海警方紧盯网络赌博线索,主动巡查、精准研判各类信息,坚决铲除赌球窝点、斩断渗透链路、摧毁组织体系,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截至目前,全市公安机关共侦破赌球刑事案件26起,查获涉案赌资1300余万元(人民币,下同)。

  在严打网络赌博犯罪的同时,上海公安机关依托“分类统筹集约”精准打击整治体系,深入开展“砺剑”系列专项行动,全力攻坚电信网络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突出违法犯罪,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向稳向好发展。

  3名“90”后同租一屋竟申请4根网线,原来是为远在国外的诈骗分子提供语音通话技术服务......近日,奉贤警方开出了上海自2022年12月1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后的行政处罚首单,具有“帮信”违法行为的3名“90”后分别被处以罚款5000元。

  电信网络诈骗之所以如癣疥之疾般难以根除,与其背后庞大黑灰产利益链的支撑密不可分。2022年,上海公安机关紧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动向,全链条打击为诈骗分子非法提供通信、网络技术支撑和非法转账洗钱的黑灰产团伙,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团伙26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500余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案率持续上升、发案数持续下降。

  当下深受广大年轻群体喜爱的剧本杀竟也有假货?近日,上海警方联合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成功侦破全国首例侵犯剧本杀著作权案,抓获盗版印刷、网络分销、线下门店等全环节犯罪嫌疑人39名,捣毁仓储、销售窝点15处,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

  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导致危害市场秩序安全和市场主体权益的经济犯罪日益凸显。对此,上海公安机关不断紧密与市文旅局、市版权局等行政部门的合作,强化精准预警、精准打击、精准处置能力,严查严打严防各类侵犯著作权犯罪。针对此类犯罪跨地域、团伙化的趋势特点,坚持跨省作战、深挖严打,全力维护一流营商环境。2022年,全市公安机关已侦破侵犯著作权类案件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0余名,涉案金额17.7亿余元。

  便民优服务,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这项政策真是太方便了,我们夫妻不用特意请假回老家给儿子报出生了,在上海就可以直接打印儿子的《居民户口簿》,太感谢了!”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江苏籍居民周先生,仅用1分钟就在派出所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成功打印了《居民户口簿》信息,成为“长三角区域跨省(市)新生儿入户服务”由“缴旧寄新”到“直接打印”转变升级后的首位受益群众。

  2022年,上海公安机关全力优化“一口受理、联动审批、快捷收付、一网通办”的便民服务模式,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的改革举措。

  “现在无犯罪证明可以直接全程在手机上申请、出示,简直太方便了。”在松江分局方松派出所窗口民警指导下学会线上申请的李女士喜笑颜开。

  围绕“足不出户能办事,跑路最多只一次”目标,上海公安机关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基础,推动公安政务服务从线下窗口向网上办事转型。以市民群众最常开具的户籍证明和有无犯罪记录证明为例,自上线以来,这两张证明累计在线开具270余万张,减少群众跑动270余万次。

  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可办能办”的基础上向“好办快办”目标转变,上海警方充分发挥公安数据治理应用优势,牵头开发了公安电子证照制证和调用系统,全量归集制作了身份证、户口簿等63类9500余万张电子证照,市民群众可以通过“随申办”亮证使用。同时,警方积极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先后推出电子证照在宾馆住宿、路面交通查验等场景中的应用。

  除了各项便民举措,上海警方持续推出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试行“浴场”“宾馆”和“网吧”等3个行业“一业一证”改革,探索建立“一证准营”的行业综合许可制度,将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让经营者更加坚定扎根上海的决心。(完)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

  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

  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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