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为何这次没能创造票房奇迹******

　　12月16日，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水之道》在国内公映。公映前，该片被寄予厚望，认为是一部“救市之作”。但事与愿违，该片上映11天，只取得了7.31亿元的票房，这个成绩远不如2010年在内地公映的《阿凡达》。卡梅隆曾经在采访中说过，《阿凡达：水之道》的全球票房要能达到影史前三四名的水准，才可以保证收支平衡。现在看来，这个愿望难度有点大。

　　曾经凭借《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两次在中国内地市场上创下票房奇迹的卡梅隆，为何这次却票房失灵了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这个电影本身的问题。

　　先说外部原因。奥密克戎还在国内流行，目前不少观众还是选择暂时不进电影院，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过随着形势的向好，相信部分观众会陆续进电影院补看。

　　观众对于该片的最大吐槽，来自于过于简单的剧情、不够深刻的主题和相比前作缩水很多的战争场面。

　　卡梅隆以往的影片在叙事上都非常紧凑，他喜欢线性叙事，即便像《泰坦尼克号》中不得不穿插回忆画面，整部影片也是按照线性叙事来进行，这保证了观众在观看时的流畅性。其次，卡梅隆的以往电影，都是紧紧围绕着一对主人公的故事而展开的，比如《泰坦尼克号》中的罗丝和杰克，《阿凡达》中的杰克和涅提妮。观众跟着主人公的视角进入故事环境，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也是好莱坞大片最常见的叙事技巧。

　　但这一切，在《阿凡达：水之道》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说这是一部“非典型卡梅隆电影”一点也不过分。该片是一部群像戏，这在卡梅隆电影中还是首次。

　　《阿凡达：水之道》片长193分钟，由于影片将很大篇幅给了孩子，因此整个故事看起来有点散漫，观众也反映观看过程中自己“都走神了”。在《阿凡达》最后，库尔奇少校率领的海军陆战队跟杰克率领的潘多拉星球上的部落人展开了大决战，气势恢宏。相比之下，《阿凡达：水之道》结尾处的决战，只是发生在一艘捕鲲船上，战斗场面的巨大落差，也让很多观众看得不够过瘾。

　　《阿凡达：水之道》过于浅显的主题也让不少观众诟病。

　　《阿凡达》刚上映的时候，观众对3D电脑特效惊为天人。但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电脑特效和数字技术已经司空见惯，现在再看《阿凡达：水之道》，惊艳指数明显下降。这些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电影的崛起，尤其是出现了像《流浪地球》这样的爆款科幻电影，虽然在整体制作上跟好莱坞大片还有距离，但《流浪地球》讲述的却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和科幻观，有了这些底气，好莱坞的那些情节简单的大片也就越来越不好使了。（王金跃）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